【專家學思】
作者：劉黎明（中山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研究員）
隨著大數據、云計算、物聯網等技術的迭代演進，智能穿戴設備正逐步取代傳統(tǒng)的健康管理方式，使健康監(jiān)測滲透到日常生活中。從老年人的慢性病管理到年輕人的健身計劃，不少人的身體日益被體脂秤、運動手環(huán)和健康APP編織進一套精密的“數字之網”。這種自我量化的生活方式雖然在一定程度上符合現代健康管理的科學理念，但當人的生物特征被轉化為可計算的數據，每個人的身體都成了數字規(guī)訓的對象。
在數字化之前，日常的健康評估主要依賴主觀感受和家庭經驗等定性的判斷方式。而智能穿戴設備普及之后，心率、睡眠、體脂等生理指標變得高度可視化且私人化。健康狀態(tài)的可測量性、可追蹤性以及可預測性因此得到顯著提升。然而，盡管數據監(jiān)測有利于增強個體對身體和疾病的控制，但就實際效果而言，數據波動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反映真實的健康狀況仍然存有疑慮。最終結果反而可能背離健康管理的初衷，造成不必要的健康焦慮。
在此基礎上，健康數據的社交分享可能會進一步加劇個體的焦慮心理。相關調查顯示，“愛秀”是體育人群的一大特點。近六成受訪者會在社交平臺上展示自己的運動照片或者運動成績。其中，跑步APP的路線圖、社交APP的步數排行榜已經成為一種流行風尚。同伴激勵固然可以增強健康行為的內在驅動力，但對評分、點贊、排名的過分關注，卻使健康管理逐漸偏離“身體健康”這一本質目標。部分用戶為了追求亮眼的數據表現，甚至不惜以運動損傷作為代價。
不同年齡群體對健康數據的訴求存在顯著的差異。相關研究顯示，在全民健身熱潮中，青年人主要借助運動APP構建積極向上的個人形象，通過展示“堅持”和“自律”的人格特征來強化社會認同；而中老年人則傾向于利用數字工具證明自身的健康管理能力，以此彰顯作為“負責任”家庭成員的擔當，同時展現其減輕社會照護成本的積極意愿。青年群體出于維護社交形象的需要，更容易陷入“表現焦慮”，最終導致過度訓練問題。相比之下，中老年群體表現出更為典型的“自證焦慮”。他們試圖通過健康數據來緩解年齡壓力，但某些行為可能會超出身體的承受能力，反而引發(fā)新的健康風險。
應對健康數據焦慮，破解“數字囚籠”，可以從個人素養(yǎng)和公共治理兩個維度協同推進。首先，公眾對智能設備的使用主要存在兩大誤區(qū)：其一是將監(jiān)測數據絕對化和片段化，忽視個體的生理差異和設備的誤差，過度關注數據的即時反饋，缺乏長期分析和整體思維；其二是混淆健康監(jiān)測和臨床診斷的邊界，錯誤地將數據的異常波動等同于病理指征。針對這一現狀，媒體、學校、衛(wèi)生機構等公共部門應當協同開發(fā)多層級的技術普及課程，系統(tǒng)性加強健康數據知識的傳播。尤其需要面向老年群體開展社區(qū)嵌入式培訓，實現對健康管理的有效干預。
其次，倡導正確的健康觀念，構建以人為本的人機關系。為了減輕社交壓力的負面影響，青年群體必須重新審視技術、數據與自我的關系，培育“主體性認知”。比如，把健康數據的分享過程變成獲取同輩支持、堅持健康生活方式的一種動力，而不是強迫性的社交表演或者數字競賽。
在政府層面，鑒于健康數據監(jiān)測直接關系到公眾健康、數據安全乃至公共福祉，對智能設備的監(jiān)管應該從單純的企業(yè)經營范疇向“準公共產品”拓展。當前，國際社會已經形成若干具有借鑒意義的監(jiān)管實踐。例如，歐盟的《通用數據保護條例》將健康數據歸類為敏感性信息，嚴格執(zhí)行數據采集最小必要原則；《歐洲健康數據空間條例》則進一步要求數據使用者在尊重基本權利的前提下使用健康數據，并為患者提供退出機制。然而，現有的監(jiān)管措施主要聚焦于數據隱私安全，而對數據監(jiān)測所衍生的社會焦慮問題缺乏針對性應對方案。未來可以通過立法要求智能設備廠商標注家庭監(jiān)測數據與臨床檢測的誤差范圍；制定行業(yè)標準，推動健康應用內置“數據緩沖機制”，并設置分級預警系統(tǒng)；落實廣告審查，嚴格規(guī)范健康類設備的廣告宣傳，禁止利用販賣焦慮的營銷話術誘導消費。將個人自律、技術改良與制度保障有機結合，方能使健康數據真正回歸其服務公眾健康的本質功能。
《光明日報》（2025年07月29日 07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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